上海历史博物馆和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推出的“当归黄浦春——海上中医与健康生活”展，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东楼一楼展出。以“医、药、养”为脉络，讲述中医药如何在上海根植，融汇中西、传承千年，并融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仅展出一周的“明万历二十一年《本草纲目》金陵初刊本”等近300件（组）展品书写了一部关于“海上中医”的传记。
展览开篇将带领观众一步步走进上海的“本草”世界。一幅晚清《江苏水利全集图》勾勒出江南水网纵横的地貌，结合史料，这一部分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上海随着人口增长与商业繁荣，逐步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参茸、银耳业务从药店业务中分离；而传统中药房则受到西药房影响，拓展营业范围，形成了大药房林立的社会景观
百龄机广告牌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藏
1923年11月，上海富商黄楚九在白克璐（今凤阳路台圣园酒家原址）开设九福制药公司。“百龄机”是九福公司出品的一款保健药品，与“补力多”“乐口福”构成该公司的三大名品。
江南何氏、龙华张氏、江湾蔡氏、青浦陈氏等名医世家的匾额、画像与族谱，串联起中医在上海的家族传承脉络。在这一单元，观众将了解医者的内外修养与近代上海名医情况，并感受到近代上海中医人在科学浪潮下求存、求变、求新的探索与海派中医顺应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女子中西医学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一批医学院校和上海医会、中华医学会等学术社团的档案与实物则见证了医者们建构起中医的新式教育、实践系统的卓越贡献。
针灸铜人像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藏
铜人全身刻有14条经脉循行路线及580个未标注穴位名的小圆孔。此铜人是乾隆帝为褒奖编纂《医宗金鉴》的有功之臣，于乾隆九年(1744 年)御制的针灸铜人之一。凡是参与纂修《医宗金鉴》的医官，都得到“原职加一级外，特赏铜人像一个，是书一部”的奖励。这尊铜人的所有者福海，其家族九代均为供职于太医院的名医。1944年，上海名医丁济民从北京一古董店购得，捐给当时的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
最后一部分将历史智慧引向当代生活，展示清代吴待秋所绘《篱菊霜蟹图》、民国时期海棠式铜手炉等文物，让观众看到中医养生也在动静结合、修身养性之中，倡导“功夫更在岐黄外”的健康生活理念。
吴待秋《篱菊霜蟹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藏
吴待秋（1878-1949）字待秋，名徽，以字行。别号抱鋗居士、疏林仲子等。为民国时期海上画坛“三吴一冯”之一。《篱菊霜蟹图》以“菊、蟹、茶具”为核心元素，菊花枝叶的描绘墨色浓淡干湿变化丰富，老叶用焦墨皴擦、新枝以淡墨勾勒；花瓣则用“双钩填彩”来描绘，笔触更显“秀雅”；螃蟹以赭红勾壳、浓墨画螯，精准刻画蟹壳纹理与螯足锋芒，却以写意笔法来弱化细节，避免“匠气”；茶壶、花盆则用“淡墨枯笔”皴擦，质感朴拙古雅，与菊蟹的鲜活形成“动静、浓淡”的视觉平衡——这正是海派画家“重笔墨趣味，亦重物象神韵”的典型处理。
“当归黄浦春”特展以城市历史为切入点，深刻解读中医药文化与上海的深刻关联。展厅中徐光启《农政全书》及海上画派名家所绘的花果图册、风味图轴展示了江南物产的丰富，从和一旁的名家膏方的呼应中，观众能了解到“食药同源”理念是如何体现在上海地区冬令进补、服食膏方的习俗之中的。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上海城隍庙梨膏糖，以雪梨、贝母、百部、前胡等为原料经煎制、浓缩再切块，就与早期膏方多有类似之处。
除本地中医世家，开放的城市品格和风云变化的时代格局也使不少医者在近代汇聚于此，令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医学重镇。1920年，余云岫提出“中医的治病，究竟是靠着什么呢？”成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医存废争论的时代之问，而上海的医者在时代浪潮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点石斋画报》中描绘的“西医治病”“开腔相验”等新奇场景，到恽铁樵提出“取西医之长，合化产生新中医”的中西医汇通宣言，再到1929年中医界为“废止中医案”赴南京请愿的历史照片，兼容并包的海派精神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医学发展，也令上海在中西医学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孙思邈认为，高明的医者绝非仅仅深谙《黄帝针经》、了解五脏六腑即可，更应该通晓诸家学问。正如展览中张骧云用紫砂壶、胡彭寿用小提琴等实物体现的那样；历代名医在医道之外旁及多面，在更广阔的传统文化框架下精进自身。
当下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焕发新的活力，展览也不止步于回顾历史，更转向养生的人生哲学，传达着“从医到养”“从过去启迪当下”的信息。正如展览开篇所言“医、药之功是为治病，而顺应四时，慎和五味，起居有常，调和情志，才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必修课”，希望每个人不仅能在观展过程中更加了解传统文化在上海的传承发展，更能通过此次展览回顾当下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之道。
观展结束后，还有一个“重要事项”，那就是到下图的场景拍照打卡，快来把健康带回家吧。
